經過多年的資料研讀與推敲，我覺得應該可以用傳記體來寫我天祖洪騰雲的傳記。為了避免尊稱以及一些無確實證據的推測引起不必要的爭議，這個傳記當成有歷史依據的故事來寫並供閱讀。如果讀者有更多歷史資料或意見，歡迎提供，必要時我很樂意採用改寫。
洪氏來台的第一代是洪騰雲之父洪汝璽，印象中老一輩的只提"趁錢祖"指的是洪騰雲。我小時候住在一起的稱"阿祖"的是二房曾祖母，洪以南的二夫人。娘家姓林，住萬華，看起來不像平埔血統，高挑的身材，秀麗的面孔，非常仁慈傳統的人。家中祭祀都是她打點主持的。一些舊日事情都是從她那而聽來的。我記得還聽過她講過幾句"官話"--應該是我問她曾祖父會不會說"國語"之類的問題時。
許多老東西都保存在她的房間裡，過世之後才分一些重要的給我的父親保管。
她嫁過來時，高祖已經去逝多年，因此也沒聽過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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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從三百萬至一萬年的這次冰河期期間，台灣與中國本土數次相連。兩地相連時，古代生物與人群可能來到台灣定居或暫住。分開時，就出現台灣海峽與台灣島。
目前台灣已知出土最早的原始人類骨骸是左鎮人，然而在此地區並沒有找到相對應的文化遺址。
台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能是公元230年。 在《三國志·吳書·孫權傳》中，有以下這樣的一段敘述：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太平御覽卷780《東夷傳》引 沈瑩（三國時代吳國丹陽太守）在 所著 《臨海水土志》（約成於西元268年至280年間），對於「夷州」（並非「夷洲」），提供了以下的線索：
夷州在臨海郡東 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皆髡頭，穿耳， 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種荊為蕃鄣。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舅姑子父，男女臥息共一大床。交會之時，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刻畫，其內有 文章，好以為飾也。……姑且不論夷州之正確身分，所描述的社會情形，與後來對台灣平埔各族的紀錄，確有相近之處。
從漢朝滅亡之後，中國歷經魏晉南北朝的種族大遷移，原來的漢民族，事實上已經質變了。可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許多戰亂遷移開發融合，台灣平埔個民族的社會特色，似乎到17世紀都沒什麼大改變。
真正社會人文改變的是台灣的對岸，冰河期與台灣相連的地區， 也就是福建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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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的稱呼來自漢朝，應該是沒什麼爭議的。
漢人與之前的中原文化有傳承關係也不會有爭議。
但是，原來與台灣平埔族可能有血緣關係的中國東南方原住民族，在漢朝滅亡之後到唐末五代北方新移民與原有居民產生穩定社會之前，卻歷經許多的變動。
寫台灣史不能不了解中國東南地區的歷史，更不能不了解中國歷史，尤其近年的新考古發現。
寫歷史還著眼於血統，佔多少，純不純正，是無遠見的，偏狹的，無建設性的 。以前許多人在談閩客問題，結果基因檢測發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事實是所生存的局部區隔的社會語言習俗文化決定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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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族譜有根據可信的，一般認為是唐朝以後的五代開始。
影響中國人，讓中國人無論在如何 困頓的環境裡，堅毅卓絕的努力上進提升的，也是族譜裡的唐文化成分，"台灣人"代表的綜合體，從偏向野蠻到文明演進的是非對錯價值判斷，也離不開漢以後到唐宋文化裡的儒家以及佛道成分。
至於唐末移民入閩之前，一定程度存在的秦漢魏晉南朝與福建原住民形成的文化，當然也是隱性的存在地區人文習俗之中。隱性不代表卑微或影響大小，歷史紀錄事件，歷史難描述 的是如水如空氣存在的隱性必要成分。
然而在唐末移民之前，秦漢魏晉南朝與本地原住民已經形成東南文化圈，由吳越國一路往南。
" 漢人---閩南話 潮州 汕頭 福州 廣東話(更早?)
五胡亂華(鮮卑)
唐朝(西北)官話--客家話
宋朝?
明朝官話--南京話
清朝滿(女真)漢(金元)官話折衷成北京話
難怪雍正討厭閩廣鄉音-------------
"但章太炎指責北京音為「金元虜語」，為方言爭地位。[25]吳稚暉認為「南人則雜有苗蠻之音，然北人亦未嘗不離胡羌之聲……多數人通解之音為最當。"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諭內閣曰：「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 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
所以歷史的解讀應該引導到融合的正面意義，以柔克剛，激發人性善面，謀圖社會和諧穩定與發展才是。
以某種定義，泉州洪氏 家族也可歸入閩區客家人吧。
然後渡海到台灣
北台灣的平埔族血統接續融合，似乎重演著秦漢以後一再發生在中國大陸東南邊陲與海洋世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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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騰雲的族譜當然紀錄是追隨傳統男性為主軸的傳承觀念。在這個角度上，很明顯的血統上是由平埔血緣為主的養子接上了。但是他確實有親生的女兒，嫁給萬華黃氏家族，後代以黃鐵家族為代表。黃家女婿有名的是徐慶鐘。
"黃鐵，名字不為世人熟知，但若說他是臺北帝大的農學博士、臺灣第一位農學博士徐慶鐘的岳父，就有了熟悉感。徐慶鐘歷任農林廳長、內政部長，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再拔擢為副院長。李登輝在政壇冒出頭來，被蔣經國看到，咸信跟老師徐慶鐘有關。"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p=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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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自張騫打通西域，開始陸上絲綢之路。
漢滅亡之後，南北朝分立局面之下，南方出產的絲綢被逼得需要另尋出路。海上絲路逐漸成形，福建廣東逐漸與中國整體經濟結合，也被逐漸重視。
商業利益永遠超越政治，此路不通 ，另尋他途。南絲路與海上絲路形成，也帶動地緣 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變動。這解釋東吳與隋朝的海上探險。
公元589～618年間，台灣被稱爲“流求”。隋朝曾三次出師台灣。史籍記載，610年(隋大業六年)東南地區人民開始移居澎湖地區。
唐朝開始海上貿易
五代時期大量北方移民進入福建。
然後是吳越國的海上貿易
" 近年有關契丹和吳越國交往出土文物的大量發現，改正《遼史》、《十國春秋》、《新五代史》、《舊五代史》等一系列史書的陋謬。 以事實說明兩國的交往，特別是官營貿易交往，時間不僅在吳越國存在時一天未斷，而且在宋朝也一直未斷。
兩國交往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都是史書上所未言及的。
兩地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說明只有兩國長期大範圍的交往才能形成。
由於契丹立國期間，東南海疆和海防建設的不斷鞏固與強化，海上貿易使遼東半島經濟飛速騰升，遼東半島居住的各民族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經濟繁榮的實惠。 從而使長期以來生活在遼東半島的各民族較為心悅誠服地接受了契丹的管理，各族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文化差異和心理隔閡由此日趨消減， 由於海上交通的發展，直接溝通了契丹文明與吳越文明 ，促進了北部中國的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參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9e63e0102dws6.html
寫傳記要突破傳統，分析到動機與背景，有點雜 有點難。
------------------------------------------------------------------------------------------------------------------寫傳記要突破傳統，分析到動機與背景，有點雜 有點難。
宋元時期(公元960～1368年)，閩人在澎湖地區已有相當數量。閩人開拓澎湖以後，開始向台灣發展，帶去了當時先進的生產技術。
公元12世紀，宋朝將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並派兵戍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灣。元、明兩朝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負責巡邏、查緝罪犯，並兼辦鹽課。
明朝後期開始出現台灣的名稱。
進入17世紀之後，閩人在台灣開拓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戰亂和災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當局和鄭芝龍集團曾經有組織地移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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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說多有楔子，取意製作木器的楔子。楔子的意涵寫在篇首，用來引領讀者進入正文，是加強結構的補充說明。元雜劇中也有"楔子"的應用，推測原因是限於雜劇一本四折的格局，藉此得到一種伸縮補充的餘地)
1 清中期的福建泉州----人口暴增 糧食缺乏 -台灣米被重視
乾隆時期，全國人口正式突破2億，到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億[同治末年發生牡丹社事件，日軍一度侵台，這使得清廷積極開放移民台灣。到台灣割日前夕，已經有三百數十萬的移民人口[參 5]。早在十五、六世紀，閩粵人民就時常移民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等東南亞地區，這些海外華人還建立蘭芳共和國。鴉片戰爭之後更多華人移民海外，主要以東南亞地區、美國西部、加勒比海群島為主[參 6]。清朝滅亡時，海外已有七百萬的華僑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春夏陰雨過多，入夏后大雨兼旬，連宵達旦，竟無半日晴天，以致江湖並漲，低洼田地均被漫淹。時長江上游川、湘、豫、陝之水匯歸江漢，而下游江西、安徽等省也由於受災水位抬高，因而洪水泛濫江岸，汪洋一片，湖河不分。
武昌城中積水深達三四尺至丈余不等，西、南、北三面城門均被洪水堵閉，城內被淹房屋十居七八，城市居民只能移住船上，或遷居高阜處。武昌城周圍的蒲圻，興國、大冶、通山、公安、石首等三十多個州縣被淹。
湖南全省，也是淫雨不止，城鄉泛濫。據湖南巡撫趙炳言奏文，自四月以後，雨水過多，河湖並漲，堤垸田畝均被潰淹，房屋人口電多倒塌損傷。武陵等八州縣及岳州衛濱臨河湖，地外低洼，災情最為嚴重。長沙城內，政府給賑、資送各地流集災民共達21萬多人。
水災過後，兩湖地區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出現了大面積的缺糧飢荒，「民食草根樹皮，餓殍載道」。湖北沔陽水災過後，飢荒接踵而至，並且出 現大疫。長沙饑民有數十萬人，湘潭城鄉散居饑民也達數萬人。醴陵饑民絡繹不絕地逃往各地，四五千人為一隊，到處覓食。由於都在缺糧，逃難途中餓死的人不計 其數。沅陵飢死者枕藉成列，有的村寨空無一人。饑民集中縣城，由於衛生條件很差，不久發生瘟疫，每天死亡的人數達數萬人，未死的人慌忙逃到他處。歷史上將 這年的水災引起的大飢荒稱為「己酉大荒」。
道光三十年，兩湖地區再次發生水災，湖北地區扛、漢、湖、河同時並漲，低洼田地多被淹浸。湖南武陵等十餘州縣堤垸被衝垮，田畝被淹。湖南桂陽秋冬之交再次出現疫病，「死亡尤眾」。
1593年，当50岁的陈振龙颇为艰辛地把“朱薯”藤条带入家乡福建时，他一定不知道，这一根小小的藤条将会在塑造“老大帝国”的过程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
万
历六年（1578年），当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来自这个南方省份的消息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洪武二十六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福建有81.5万余户、391.6万余口；近200年“生齿渐繁”之后，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51.5万余户、173.8万
余口。短短几代人时间，户口锐减了接近六成。户口的急剧萎缩，固然出于民间的隐匿瞒报，也折射出这个省份的尴尬境况。令人惊讶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
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但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1500余万，增长九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性户口也激增七倍左
右，达到了惊人的4.9亿。
如此巨大的起伏，远远超出了前代经验。在这一人口曲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外来农作物的身影。其中就包括番薯。
引种
番薯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春天，在吕宋岛，当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陈振龙的视野时，他定然会想起家乡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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